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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参加金融系的教授会，商讨有关博士生培养的问题。有的教授认为，博士生毕业后应该致力于做学术，或去大学做老师，或去科研机构做研究员。对此，金李教授表示：“客观地讲目前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的质量与哈佛、牛津等国际名校还有一定距离，中国著名大学招募的年轻老师，也基本上来自国外名校。咱们金融系不少教授与国际名校的学者都有密切联系，若能秉持更宽广的胸怀，愿意推荐门下博士生转至国外名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即便这意味着他们需中断在光华的学业，但这或许能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我对金李教授的观点非常敬佩，我认为，作为导师应该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孩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哪儿去工作，应该完全交由孩子来决定。他不管是愿意去大学做教授，还是想去金融业界，抑或是想去政界，选择权都应交给学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本就不应该限制学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多年前，光华管理学院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王江教授来金融系做访问。那时金融系主任是刘力教授，我是副主任。刘力教授和我一起请王江教授吃晚餐。我问王江教授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金融系的教授应该各不相同，在您看来，如何给美国名校的金融学教授做个分类呢？”王江教授说：“长辉，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在我看来，美国金融学教授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High Tech（高科技）背景，一类是有idea（想法）的。咱们华人在美国做金融学教授，包括他自己，也包括很多著名的教授，无一例外都是High Tech背景，他们都是学数学或物理的。这些教授们在美国大学里科研做得不错，也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但在美国名校的商学院，这些教授没有资格给金融背景出身的EMBA学员上课。能够给这些上课的金融学教授，都是有思想的那一类。理由很简单，那些EMBA学员都来自银行、保险、投行、PE/VC、基金等金融机构，他们都是管理者，人家想从教授这里得到一些思想和智慧，而不是向你去学如何解微分方程。”

　　曾经担任美国管理学会会长的德高望重的陈明哲教授曾跟我分享过一段故事。陈教授是我1998—1999年在美国沃顿商学院访问期间的指导教授。陈教授讲到，2010年前后他受邀来给大陆的企业家上课，都是财富几十亿以上的身家。陈教授在上课一开始就提问：“你们都是成功的商人，请你们帮我回答一下，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商’，为什么排在最后一位？商人与儒商有什么区别？商人与晋商、徽商又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人能够回答。陈教授讲道：“商人的资产是流动的，容易变现的。而农民的财富是土地和房产，这是农民的根本。农民对国家的爱是根深蒂固的。而商人不一样，商人可以随时把财富转移出去，他们对国家的爱无法与农民相提并论。另外，在那个年代商人挣钱往往不择手段，自然被社会所不齿。而儒商则不然，儒商是受儒家文化约束的，灵魂深处是有仁义礼智信的。那什么是晋商和徽商呢？不是说这个商人生在山西他就是晋商，生在安徽他就是徽商。晋商和徽商是受家族文化约束的。如果参观过山西的票号，你就会知道晋商是怎么教育儿孙的，家法是非常严格的。”

　　十年前，我给EMBA授课后，一位学生打电话约我见面，是为了向我问询投资协议中有哪些关键条款。某个大型企业要出资对他的企业进行重组，他的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作价与其合并，过两天就要与该大型企业签署投资协议。在重组后的公司中，他是小股东，他关心投资协议中哪些是关键的条款？如何保证他的权益？在这一方面我略知一些，但绝谈不上是专业，更谈不上精通。我打电话给我一个学生，他是北大光华的本科，也是北大光华的EMBA，他在投行领导层，能力非常强。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了好多条款，非常细致。我电话里记不住那么多，就请他编辑短信发给我。他的短信有二三百字，句句都是关键。我想应该回复几句暖心的话感谢一下我的学生，于是我给他回了短信：“明天晚上，我就要跟这位EMBA同学见面，就按着你短信里讲的这些条款跟他谈。他一定觉得我这个老师行，他哪知道是我的学生行啊！”这位学生很快又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师，您这个短信水平很高，一句话既夸了老师你自己，又夸了我这个学生！”